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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初心地·(1931—1940)|甘孜会师 成就民族团结佳话

2021-02-18 转载:川观新闻

刘炳科 川观新闻记者 兰珍

隆冬时节,甘孜州甘孜县连绵的群山白雪皑皑。这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圣地,甘孜大会师的恢宏气势,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的友谊佳话,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长征精神的甘孜篇章。

1月30日,在甘孜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拉姆的带领下,川观新闻记者走进了位于县城旭日岭民族风情村内的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隔着85年的时差,近距离感受那段厚重的岁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县孜苏寺前的空地

一次成功的胜利大会师

“甘孜胜利会师,壮大了北上共同抗日力量,进一步制约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佐介绍。

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在雅州(今雅安)百丈关受挫,实力锐减,东进、南下,就地发展均无可能,于是原则上采纳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西进,策应二、六军团,挥师北上的上策,发布《康道炉战役计划》。2月下旬,刘伯承为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司令员,率红三十军翻越党岭雪山向道孚挺进。3月1日,红三十军攻占道孚,打开了挥师西进的大门。3月25日,红三十军打开炉霍寿灵寺,30日顺利进入甘孜县境。

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萧克等同志领导下,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长征,经过数月艰苦转战,于1936年4月巧渡金沙江,跳出敌军包围。四月底,翻过玉龙大雪山,到达中甸,因滇西北人烟稀少,给养困难,部队分成两个纵队向甘孜前进,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乡城、稻城与红四方面军派出策应的三十二军在理化(今理塘)甲洼会师。7月2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二、六军团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城郊举行会师大会,会上,朱德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继续北上。

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联谊塑像

7月3日,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保证计划》,展开了北上前夕的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工作。7月4日,红军总部离开甘孜,向东谷方向转移。

甘孜会师共计费时7个月零10天,行程约1万余里,取得了长征入康的胜利,甘孜会师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北上,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六万多中国工农红军饿死、困死在康藏高原的迷梦,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伟大的万里长征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是一次成功的胜利大会师。

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畅谈塑像

红军和老百姓结下深厚情谊

红军在甘孜期间,全县除扎科、夺多、下雄乡外,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红军在甘孜发动群众,筹集粮草、整训队伍,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党的教育,涌现了一批真心实意拥护红军,替红军办事的积极分子。

据甘孜县史料记载,红军在甘孜期间,朱德先后九次与格达活佛促膝交谈。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得朱德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维系终生,谱写了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同时,为较好地发挥积极分子作用,团结宗教和民族上层人士,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支援红军北上抗日,经过筹备,1936年3月至4月,红军在当地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各级博巴政府。

纪念馆内相关文物陈设——马鞍

甘孜县博巴政府在红军顾问的指导下,成立了为红军北上筹集粮食的粮农组织。博巴政府派出干部和积极分子,同红军一道不辞辛劳,早出晚归,挨门逐户地宣传动员。

红军在甘孜期间,博巴政府组织群众为红军搓羊毛 、织毯子、炒青稞、磨糌粑,教红军用皮火筒吹火,用铁火链取火等方法。在绒坝岔,每天到红军驻地搓羊毛的妇女有近20人,拖坝、甘孜、生康和绒坝岔的磨房都优先为红军磨糌粑。红军北上时有10多名藏族青年参加红军,原青海省副省长扎西翁须(曾任全国人大常委,现已去世)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红军的。

纪念馆内相关文物陈设 ——草鞋

初步统计,甘孜全县总共支援红军粮食120万石,牦牛200余头、马数十匹,为红军的休整和北上解决了很大困难。红军走时,甘孜县支援数十顶帐篷,还选派了向导140余人,把红军送到东谷、色达、阿坝等地,有的还送到甘肃,沿途帮红军拾柴、升火煮饭,亲如兄弟,有的向导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抗日战场。

纪念馆内相关文物陈设

据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表示,博巴政府的建立,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重要形式。当时博巴政府实施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和自治政策以及宗教政策并大获成功,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不过博巴政府具有历史局限性,没有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博巴人民居住的地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机械照抄照搬苏联的联邦制做法,没有具体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这是重大的历史失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我党终于找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道路并付诸实践。

红军和甘孜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甘孜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片土地上,留存下红军长征会师的遗址,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之间结成的“军爱民、民拥军”的千古颂歌至今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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